《现实感》PDF电子书下载
《现实感》内容简介
以赛亚·伯林 / 潘荣荣 等 / 译林出版社 / 2004-11 / 18.00 -
简介：
在本书所收录的九篇文章中,以赛亚·伯林探讨了近三个世纪以来主导了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些核心观念,尤其是追溯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流变。伯林所探讨的主题包括:历史中的实在论,政治判断力,社会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影响,浪漫主义所激起的激进文化革命,俄国的艺术责任概念,以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实践。这些文章展现了伯林极度渊博的学识和启人深思的洞察力。
导读：
对于任何想要理解观念史的人,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
——约翰·格雷,《纽约时报书评》
就像伯林所有的观念史文章一样,本书对众多思想家和各种观念显示出丰富而宽宏的同情,阅读它成为一种持久的快乐。
——阿兰·雷恩,《泰晤士报书评增刊》
伯林的文风传达出无与伦比的知识深度。每句话都闪耀着人性之光。
——戴维·米勒,《星期日独立报》
导 言
以赛亚·伯林的写作涉足了如此众多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领域,有着如此不同的、有时出人意料的方向,大概有人不禁要问:是什么指导性观念最终指引或统一着他对这些彼此迥异的思想领地的涉猎?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回答;甚至在他的某些崇拜者眼里,这一问题似乎很不恰当,没有抓住要点。因为他们或许会说,伯林的成就的独特价值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显然缺乏任何一元化的野心或体系化的主张;他写作的范围和题材的无限多样性,以及随时准备用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方式来对待相互尖锐冲突的信念以及它们的持有者等等,在开拓视野、使人摆脱有碍的偏见或教条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伯林自己就把“在碰到自己可能怀疑为真的东西的时候,倾向于压制它的”人形容为“教条主义”,而且他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与之对立的。即便如此,而且尽管他始终显示了他的方法的开放性和客观性,似乎还是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分辨出他特别关注的东西和主题的轮廓,这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虽然相对不怎么突出或显著但同样令人难忘的内在一致性。第一眼看来好像离题或无关的思路,细察起来最后往往是一个更大的图案中的线条,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们可被看作一个由微妙地相互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错综复合体,而不属于某种死板的理论体系框架。不仅如此,我们所指的这一复合体本身可以说反映了一些中心问题的存在,它们的决定性影响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贯穿着伯林的思想事业。
这些反复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历史的本质和意义的关注,这是这本文集的主题。伯林常说自己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历史学家。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或许他是在某种公认的但有限制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学家”这一名词的。无论如何,事实是,他对思想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在对人类过去所进行的这方面研究所引起的那些问题上,他也拥有独到而足资使用的知识。不仅如此,在他对十八和十九世纪思想的研究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各种差别极大的关于历史进程的特点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理论。这样,在写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时候,他被迫不仅要抓住马克思本人对控制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力量的非常有影响的描述,而且要阅读一些重要前人,如爱尔维修、孔多塞、圣西门和孔德的作品。这些作者都以不同方式抱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当中流行的信念,即在我们增进对自然界了解的过程中已经证明如此成功的那类科学方法和范畴应该延伸到对人类及其历史的研究当中去。伯林在别处已经描述过,在研究这些以及类似主张的来源的过程中,他企图从内部理解那些困惑着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难题;过去的思想(他觉得)只能通过“进入”拥有那种思想的人的头脑以及他们所属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来使之复活。然而,在遵循这一程序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思路与他正在研究的思想家们所倡导的相去甚远,我们所说的那种想像的和移情的理解在自然科学当中并没有明显的类似物或对应物。另一方面,他是在两位思维特点非常不同的十八世纪思想家的作品里得到了共鸣。维柯和赫尔德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时代的主导趋势明显相左,尤其是他们对待他们所认为的历史学家的题材的特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企图将历史研究的方法同化到在原则上已经被误解了的科学方法中去。因为,就后者而言,我们只能获得它所研究的现象的纯粹“外部”知识,而我们与历史的具体现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则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此外,我们有可能直接地或内在地把握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在创造中表现出来的心理过程;历史学家与他们想去理解的人之间的共同的基本人性使他们能够从内部确定是什么使他们研究的对象前进和行动,甚至当问题在于——像经常发生的那样——通过想像的努力重温普遍观念和最关心的事情都与他们自己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别的时代或文化的内部生活的时候。维柯与赫尔德,虽然方式不同,都暗示这样一种方法对一切有意义的人类研究来说都是基本的,而这一历史实践观念极为重要,也是伯林——还有他们在二十世纪
简介：
在本书所收录的九篇文章中,以赛亚·伯林探讨了近三个世纪以来主导了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些核心观念,尤其是追溯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潮流的兴起与流变。伯林所探讨的主题包括:历史中的实在论,政治判断力,社会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影响,浪漫主义所激起的激进文化革命,俄国的艺术责任概念,以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实践。这些文章展现了伯林极度渊博的学识和启人深思的洞察力。
导读：
对于任何想要理解观念史的人,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
——约翰·格雷,《纽约时报书评》
就像伯林所有的观念史文章一样,本书对众多思想家和各种观念显示出丰富而宽宏的同情,阅读它成为一种持久的快乐。
——阿兰·雷恩,《泰晤士报书评增刊》
伯林的文风传达出无与伦比的知识深度。每句话都闪耀着人性之光。
——戴维·米勒,《星期日独立报》
导 言
以赛亚·伯林的写作涉足了如此众多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领域,有着如此不同的、有时出人意料的方向,大概有人不禁要问:是什么指导性观念最终指引或统一着他对这些彼此迥异的思想领地的涉猎?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容易回答;甚至在他的某些崇拜者眼里,这一问题似乎很不恰当,没有抓住要点。因为他们或许会说,伯林的成就的独特价值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显然缺乏任何一元化的野心或体系化的主张;他写作的范围和题材的无限多样性,以及随时准备用取决于问题本身的方式来对待相互尖锐冲突的信念以及它们的持有者等等,在开拓视野、使人摆脱有碍的偏见或教条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伯林自己就把“在碰到自己可能怀疑为真的东西的时候,倾向于压制它的”人形容为“教条主义”,而且他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与之对立的。即便如此,而且尽管他始终显示了他的方法的开放性和客观性,似乎还是有可能在他的作品中分辨出他特别关注的东西和主题的轮廓,这使他的作品有了一种虽然相对不怎么突出或显著但同样令人难忘的内在一致性。第一眼看来好像离题或无关的思路,细察起来最后往往是一个更大的图案中的线条,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们可被看作一个由微妙地相互联系着的思想组成的错综复合体,而不属于某种死板的理论体系框架。不仅如此,我们所指的这一复合体本身可以说反映了一些中心问题的存在,它们的决定性影响以各种方式体现出来,贯穿着伯林的思想事业。
这些反复出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历史的本质和意义的关注,这是这本文集的主题。伯林常说自己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历史学家。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或许他是在某种公认的但有限制的意义上使用“历史学家”这一名词的。无论如何,事实是,他对思想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在对人类过去所进行的这方面研究所引起的那些问题上,他也拥有独到而足资使用的知识。不仅如此,在他对十八和十九世纪思想的研究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了各种差别极大的关于历史进程的特点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理论。这样,在写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时候,他被迫不仅要抓住马克思本人对控制历史变化和发展的力量的非常有影响的描述,而且要阅读一些重要前人,如爱尔维修、孔多塞、圣西门和孔德的作品。这些作者都以不同方式抱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当中流行的信念,即在我们增进对自然界了解的过程中已经证明如此成功的那类科学方法和范畴应该延伸到对人类及其历史的研究当中去。伯林在别处已经描述过,在研究这些以及类似主张的来源的过程中,他企图从内部理解那些困惑着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难题;过去的思想(他觉得)只能通过“进入”拥有那种思想的人的头脑以及他们所属的社会或文化背景来使之复活。然而,在遵循这一程序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思路与他正在研究的思想家们所倡导的相去甚远,我们所说的那种想像的和移情的理解在自然科学当中并没有明显的类似物或对应物。另一方面,他是在两位思维特点非常不同的十八世纪思想家的作品里得到了共鸣。维柯和赫尔德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时代的主导趋势明显相左,尤其是他们对待他们所认为的历史学家的题材的特性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这企图将历史研究的方法同化到在原则上已经被误解了的科学方法中去。因为,就后者而言,我们只能获得它所研究的现象的纯粹“外部”知识,而我们与历史的具体现象之间的认识关系则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此外,我们有可能直接地或内在地把握历史人物的行为和在创造中表现出来的心理过程;历史学家与他们想去理解的人之间的共同的基本人性使他们能够从内部确定是什么使他们研究的对象前进和行动,甚至当问题在于——像经常发生的那样——通过想像的努力重温普遍观念和最关心的事情都与他们自己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别的时代或文化的内部生活的时候。维柯与赫尔德,虽然方式不同,都暗示这样一种方法对一切有意义的人类研究来说都是基本的,而这一历史实践观念极为重要,也是伯林——还有他们在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