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时代》PDF电子书下载
《启蒙的时代》内容简介
（英）以赛亚·伯林 / 孙尚扬、杨深 / 译林出版社 / 2005-8 / 17.00元 -
简介：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试图让世界上一切事物都遵循不可改变的物理定律,从而把哲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在本书中,伯林广泛摘选了洛克、贝克莱、休谟、托马斯·里德、孔狄亚克、拉美特利、哈曼和利希滕贝格等人的重要著作,并以富于洞察力的导言和评论解释了这些哲学家的核心概念,他们的思想和时代,揭示了他们在十八世纪和今日的意义。本书堪称十八世纪哲学的最佳入门……用心的读者不仅会从中获得信息,还会受到启蒙。
导读：
本书堪称十八世纪哲学的最佳入门……用心的读者不仅会从中获得信息,还会受到启蒙。
——《纽约时报书评》
导 论
当人们提出有关自己或他人的问题时——尽管这些问题迥然相异,却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哲学问题便应运而生。这些问题往往是非常一般性的,包括一些原则问题,并且很少或者根本不关心实际功用。但是,使这些问题更具特征的是:似乎没有明显的普遍为人接受的程序以便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任何我们可以自动求助的专家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确,关于这些问题本身,有一些独特的东西;那些反躬自问的人对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答案,甚或对怎样着手去发现这些答案似乎没有任何把握。举个例子:如果我们问“1955年在冰岛发现了大乌鸦吗?”,我们知道如何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正确的答案必须基于观察,而博物学家正是我们能够求援的专家。但是,当人们问“宇宙中有物质客体吗?(或者,也许相反,它是由种种心灵及其状态构成的吗?)”,我们采取什么步骤解决这个问题呢?表面上,这两个句子仍有一种相似性。再者,如果我问“滑铁卢战役发生在十七世纪吗?”,我们知道怎样去寻求相关的证据。但是,当被问及“宇宙在时间上有开端吗?”,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晓得怎么回答“你敢肯定他认识你吗?”,但是如果有人想知道“我能永远明了另一个人头脑中所发生的一切吗?”,我们怎样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呢?回答“为什么爱因斯坦的理论优于牛顿的理论?”比回答“为什么科学家的预言比巫士的预言更为可信(或者相反)?”容易;回答“等式x=2的正数根是多少?”比回答“有无理数吗?”容易;回答“‘蒙昧主义者’一词的精确意义是什么?”比回答“‘如果’一词的精确意义是什么?”容易;回答“我应该怎样修理这台损坏的打字机?”比回答“我(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人)应该怎样生活?”容易。
在上面各例中,试图回答每对问题中的第二个似乎都要遇到障碍。正如每对问题中的第一个都有证据充分、广为接受的求解方法一样,第二个问题却没有这种方法。然而,这些问题似乎相当明确,而且对一些人来说,这类问题已经表明它们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而且着实使人萦怀烦恼。那么,为什么要得到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类问题的答案有如此之多的困难,并且这些问题世世代代总是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呢?想提供明确的答案却又屡试不得,由此而产生一种印象:哲学中没有进步,而只有意见的主观分歧,没有发现真理的客观标准。
这些问题及用来提供答案的方法的历史,实际上即是哲学史。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们都试图在各种观念的构架中,通过各种方法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真理,而这些观念的构架和方法,即这些问题本身得到解答的方式自身,由于众多力量的影响而递嬗变化。这些力量中有年代稍早的哲学家所给的答案,时下流行的道德、宗教和社会信仰,以及科学知识的状态,最主要的还有当时的科学家们所运用的各种方法,尤其是当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因而使他们的理解影响他们自己及后代的想像时。
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特性是——这一点似乎只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变得更加显著——无论如何,它们都既不是经验的问题,也不是形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哲学问题不能像经验的问题——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常识性的——那样通过引证观察结果或经验来予以回答。诸如“什么是至善?”或者“我怎么能肯定你的感觉与我的感觉相似?”或者“我怎么能肯定在任何时候都真正地理解你所说的一切,而不只是在我看来是这样?”,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不能由人类知识的两个伟大工具中的任何一个来予以回答的,这两个工具一个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另一个是用于形式科学的演绎推理——比如说出现在数学或者逻辑或者语法规则中的那类论证。
确实,几乎可以说,与科学相关的哲学史部分地存在于把那些要么是经验的(归纳的)要么是形式的(演绎的)问题从大量充塞着人们头脑的问题中清理出来,并且把它们归在与之相关的经验或者形式科学的名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诸如天文学、数学、心理学、生物学等才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它们曾经是哲学的一部分),并开始了作为独立科学的富有成果的事业。只要这些科学解决它们的问题的各种方法尚不明晰,因而易于与其他和它们相对而言少有共性并且彼此间的区别也尚未充分辨明的问题相混淆,它们便滞留于哲学的领地。科学和哲学二者的进展似乎与经验的和形式的成分在其适当领域的累进分配密切相关。然而,由于
简介：
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试图让世界上一切事物都遵循不可改变的物理定律,从而把哲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在本书中,伯林广泛摘选了洛克、贝克莱、休谟、托马斯·里德、孔狄亚克、拉美特利、哈曼和利希滕贝格等人的重要著作,并以富于洞察力的导言和评论解释了这些哲学家的核心概念,他们的思想和时代,揭示了他们在十八世纪和今日的意义。本书堪称十八世纪哲学的最佳入门……用心的读者不仅会从中获得信息,还会受到启蒙。
导读：
本书堪称十八世纪哲学的最佳入门……用心的读者不仅会从中获得信息,还会受到启蒙。
——《纽约时报书评》
导 论
当人们提出有关自己或他人的问题时——尽管这些问题迥然相异,却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哲学问题便应运而生。这些问题往往是非常一般性的,包括一些原则问题,并且很少或者根本不关心实际功用。但是,使这些问题更具特征的是:似乎没有明显的普遍为人接受的程序以便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任何我们可以自动求助的专家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确,关于这些问题本身,有一些独特的东西;那些反躬自问的人对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答案,甚或对怎样着手去发现这些答案似乎没有任何把握。举个例子:如果我们问“1955年在冰岛发现了大乌鸦吗?”,我们知道如何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正确的答案必须基于观察,而博物学家正是我们能够求援的专家。但是,当人们问“宇宙中有物质客体吗?(或者,也许相反,它是由种种心灵及其状态构成的吗?)”,我们采取什么步骤解决这个问题呢?表面上,这两个句子仍有一种相似性。再者,如果我问“滑铁卢战役发生在十七世纪吗?”,我们知道怎样去寻求相关的证据。但是,当被问及“宇宙在时间上有开端吗?”,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晓得怎么回答“你敢肯定他认识你吗?”,但是如果有人想知道“我能永远明了另一个人头脑中所发生的一切吗?”,我们怎样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呢?回答“为什么爱因斯坦的理论优于牛顿的理论?”比回答“为什么科学家的预言比巫士的预言更为可信(或者相反)?”容易;回答“等式x=2的正数根是多少?”比回答“有无理数吗?”容易;回答“‘蒙昧主义者’一词的精确意义是什么?”比回答“‘如果’一词的精确意义是什么?”容易;回答“我应该怎样修理这台损坏的打字机?”比回答“我(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人)应该怎样生活?”容易。
在上面各例中,试图回答每对问题中的第二个似乎都要遇到障碍。正如每对问题中的第一个都有证据充分、广为接受的求解方法一样,第二个问题却没有这种方法。然而,这些问题似乎相当明确,而且对一些人来说,这类问题已经表明它们是令人迷惑不解的,而且着实使人萦怀烦恼。那么,为什么要得到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类问题的答案有如此之多的困难,并且这些问题世世代代总是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呢?想提供明确的答案却又屡试不得,由此而产生一种印象:哲学中没有进步,而只有意见的主观分歧,没有发现真理的客观标准。
这些问题及用来提供答案的方法的历史,实际上即是哲学史。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们都试图在各种观念的构架中,通过各种方法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真理,而这些观念的构架和方法,即这些问题本身得到解答的方式自身,由于众多力量的影响而递嬗变化。这些力量中有年代稍早的哲学家所给的答案,时下流行的道德、宗教和社会信仰,以及科学知识的状态,最主要的还有当时的科学家们所运用的各种方法,尤其是当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因而使他们的理解影响他们自己及后代的想像时。
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特性是——这一点似乎只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变得更加显著——无论如何,它们都既不是经验的问题,也不是形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哲学问题不能像经验的问题——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常识性的——那样通过引证观察结果或经验来予以回答。诸如“什么是至善?”或者“我怎么能肯定你的感觉与我的感觉相似?”或者“我怎么能肯定在任何时候都真正地理解你所说的一切,而不只是在我看来是这样?”,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不能由人类知识的两个伟大工具中的任何一个来予以回答的,这两个工具一个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另一个是用于形式科学的演绎推理——比如说出现在数学或者逻辑或者语法规则中的那类论证。
确实,几乎可以说,与科学相关的哲学史部分地存在于把那些要么是经验的(归纳的)要么是形式的(演绎的)问题从大量充塞着人们头脑的问题中清理出来,并且把它们归在与之相关的经验或者形式科学的名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诸如天文学、数学、心理学、生物学等才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它们曾经是哲学的一部分),并开始了作为独立科学的富有成果的事业。只要这些科学解决它们的问题的各种方法尚不明晰,因而易于与其他和它们相对而言少有共性并且彼此间的区别也尚未充分辨明的问题相混淆,它们便滞留于哲学的领地。科学和哲学二者的进展似乎与经验的和形式的成分在其适当领域的累进分配密切相关。然而,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