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PDF电子书下载
《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内容简介
王瑞芳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0-8 / 59.00元 -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瑞芳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批准号为06BDJ010），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该课题聚焦1950—1953年中国大陆（但不包括未实行土改的少数民族地区）新区土地改革前后，从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入手，重现建国初期乡村社会变革的历史图景，阐述建国初期乡村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考察土改运动前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分析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借以说明土改运动对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深远影响。课题行文中的“土地制度变动”，主要指建国后的第一次土地制度变动，即土地改革运动。课题成果从七个方面对土改运动后的乡村社会变革问题展开阐述。
一、土地制度变动与农业生产力的变化
土地、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是农业生产力中的基本要素，而三者的结合方式，决定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合理与否。土改前土地及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农民与地主的租佃关系更是极不合理的。不平衡的土地占有状况与不合理的生产资料配置，说明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极端不合理。由此导致了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农业生产力长期以来难有大的突破。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及生产资料与农民的合理配置，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随着兴修水利热潮的掀起、劳动力增加与土地投资力度加大、粮食产量增加与生产资料购买力提高，土改后农业生产力得到迅速恢复和提高。
二、土地制度变动后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
土改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固然是由于土改中贫雇农无偿获得了土地及包括农具、耕牛、房屋等在内的生产资料，具备了一定的独立生产和生活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土改后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带来的农业产量的上升、购买力的提高和负担的减轻。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是同步的，农民生活是随着生产恢复和发展而有所改善的。而土改后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初步改善，生育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直接带来了农村人口的骤增，这显然是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集中反映。土改后农民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开始普及教育、兴办冬学、民校和小学，积极扫除文盲，创办农村剧团，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带来农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学习文化的高涨热情与提高文化水平的热切需求，构成了丰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的强大动力，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础。与土改前相比，土改后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其文化生活还是贫乏的。只有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之后，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才会得到大幅提升。
三、土地制度变动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
南方各省农村不仅封建宗族制度和宗法势力普遍存在，在乡村社会政治活动中有很大影响力，而且在土地占有方式上存在着大批“公田”。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公田”，为宗族中的有权有势者把持，成为他们变相的“私田”，构成了封建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在新区土改运动中，中共以强大的政治威慑力为后盾，不仅没收了宗族势力占有的土地，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打倒了把持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族长，没收了祠堂，焚毁了家谱，彻底摧毁了宗族制度，瓦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农民的宗族观念开始淡薄，“亲不亲一家人”的口号，开始被“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口号所取代。阶级意识逐渐取代宗族观念，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思想意识。
四 土地制度变动与乡村政治格局的改变
土改过程实际上是新政权动员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运动。而农民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后，必然带来农村政治权力的变动，带来乡村基层政权的更替和乡村政治格局的转变。通过土地改革，原来被地主和富农把持的乡村基层政权迅速被新崛起的由农民积极分子组成的农民协会所取代。农民成为乡村基层政权的掌握者和新的人民政权的拥护者。贫雇农及中农被组织进农民代表会、农民协会，成为新组建的乡村基层政权的主体。伴随着宗族制度的消灭和新的乡村政治组织的建立，中国广大乡村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共的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影响力得到强化。国家政权通过中共领导的农会及新建立的乡村基层政权，有效地深入到基层乡村社会，使国家职能范围和行政领域扩大。
五、土改运动后对农民思想的教育与改造
通过梳理《新湖南报》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原因及其经过及成效，解剖湖南“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这只典型的“麻雀”，对土改后出现乡村干部普遍松气思想及《新湖南报》发起并组织讨论的原因、成效和成功的历史经验进行考察，并分析这些成功经验对后来教育和改造农民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在这场讨论中，中共逐步积累了用民主教育、典型示范、改进领导方法、切实解决乡村干部实际困难等方式，解决农民思想问题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建国以后中共教育和改造
该课题聚焦1950—1953年中国大陆（但不包括未实行土改的少数民族地区）新区土地改革前后，从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入手，重现建国初期乡村社会变革的历史图景，阐述建国初期乡村社会变革的深刻内涵，考察土改运动前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分析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借以说明土改运动对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深远影响。课题行文中的“土地制度变动”，主要指建国后的第一次土地制度变动，即土地改革运动。课题成果从七个方面对土改运动后的乡村社会变革问题展开阐述。
一、土地制度变动与农业生产力的变化
土地、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是农业生产力中的基本要素，而三者的结合方式，决定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合理与否。土改前土地及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农民与地主的租佃关系更是极不合理的。不平衡的土地占有状况与不合理的生产资料配置，说明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极端不合理。由此导致了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农业生产力长期以来难有大的突破。土地改革实现了土地及生产资料与农民的合理配置，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随着兴修水利热潮的掀起、劳动力增加与土地投资力度加大、粮食产量增加与生产资料购买力提高，土改后农业生产力得到迅速恢复和提高。
二、土地制度变动后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
土改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固然是由于土改中贫雇农无偿获得了土地及包括农具、耕牛、房屋等在内的生产资料，具备了一定的独立生产和生活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土改后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带来的农业产量的上升、购买力的提高和负担的减轻。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是同步的，农民生活是随着生产恢复和发展而有所改善的。而土改后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初步改善，生育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直接带来了农村人口的骤增，这显然是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集中反映。土改后农民掀起学习文化的热潮，开始普及教育、兴办冬学、民校和小学，积极扫除文盲，创办农村剧团，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带来农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学习文化的高涨热情与提高文化水平的热切需求，构成了丰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的强大动力，为进一步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础。与土改前相比，土改后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其文化生活还是贫乏的。只有在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之后，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才会得到大幅提升。
三、土地制度变动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
南方各省农村不仅封建宗族制度和宗法势力普遍存在，在乡村社会政治活动中有很大影响力，而且在土地占有方式上存在着大批“公田”。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公田”，为宗族中的有权有势者把持，成为他们变相的“私田”，构成了封建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在新区土改运动中，中共以强大的政治威慑力为后盾，不仅没收了宗族势力占有的土地，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打倒了把持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族长，没收了祠堂，焚毁了家谱，彻底摧毁了宗族制度，瓦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农民的宗族观念开始淡薄，“亲不亲一家人”的口号，开始被“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口号所取代。阶级意识逐渐取代宗族观念，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思想意识。
四 土地制度变动与乡村政治格局的改变
土改过程实际上是新政权动员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政治运动。而农民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后，必然带来农村政治权力的变动，带来乡村基层政权的更替和乡村政治格局的转变。通过土地改革，原来被地主和富农把持的乡村基层政权迅速被新崛起的由农民积极分子组成的农民协会所取代。农民成为乡村基层政权的掌握者和新的人民政权的拥护者。贫雇农及中农被组织进农民代表会、农民协会，成为新组建的乡村基层政权的主体。伴随着宗族制度的消灭和新的乡村政治组织的建立，中国广大乡村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共的政治号召力和政治影响力得到强化。国家政权通过中共领导的农会及新建立的乡村基层政权，有效地深入到基层乡村社会，使国家职能范围和行政领域扩大。
五、土改运动后对农民思想的教育与改造
通过梳理《新湖南报》发起李四喜思想讨论的原因及其经过及成效，解剖湖南“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这只典型的“麻雀”，对土改后出现乡村干部普遍松气思想及《新湖南报》发起并组织讨论的原因、成效和成功的历史经验进行考察，并分析这些成功经验对后来教育和改造农民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在这场讨论中，中共逐步积累了用民主教育、典型示范、改进领导方法、切实解决乡村干部实际困难等方式，解决农民思想问题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构成了建国以后中共教育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