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问题研究》PDF电子书下载
《西方哲学问题研究》内容简介
张志伟、冯俊、李秋零、欧阳谦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99-04 / 24.00元 -
《西方哲学问题研究》：作为问题史的西方哲学史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层面来研究和阐释西方哲学，不过“西方哲学问题研究”这门研究生课程却不是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方面来研究和阐释西方哲学，我们设计这门课程的指导思想乃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西方哲学史归根到底乃是“问题史”，因而“问题”并不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一个角度，而是西方哲学活的“灵魂”和源泉，亦构成了它的最基本的整体特征。换言之，惟有将哲学史看作是“问题史”，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把握西方哲学的神韵和精髓。
毋庸讳言，哲学这门学科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人类的所有知识中，哲学的地位是十分独特的：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像其他科学一样古老而悠久，甚至更为古老而悠久，它堪称一切科学知识的源头，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被人们尊为科学的女王和最高的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它却始终无法像其他科学那样表现出某种普遍必然的或者至少是相对普遍必然的科学性。人们发现，在哲学的所有方面几乎都存在着争论，各种理论、学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它们之间很难形成基本的共识，以至于人们时常要怀疑哲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甚或是否是一门知识。哲学这种尴尬的处境迫使哲学家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站出来，为哲学作为科学的合法地位和意义进行辩护，然而他们的辩护往往看似合理，实际上却难以消除人们心中的疑问。结果我们发现，哲学至多在“理论”上应该是科学的，而“事实”上却从来不具备一门科学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科学性。这一现象表明，如果我们仍然将哲学看作是一门“学问”，那么就必须对它的意义和地位作重新的理解。据此而论，我们以为哲学的意义不是或不主要是体现在“知识”上，而是或主要是体现在“问题”中，换言之，哲学的历史并非知识积累的历史，而是问题的历史。
哲学的这一处境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到它的本源处去反思它的意义，或许在哲学这一概念的原初含义中我们可以找到原因。
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本义为“爱”(phileo)“智慧”(sophia)。尽管人们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曾经把它看作是一种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拥有的科学知识并且是最高的科学，但是就其本义而论，它表明最早的哲学家们并没有这样“狂妄自大”，他们毋宁说是十分谦虚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人生是有限的，而智慧则是无限的。正如柏拉图在《菲德罗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所说的那样，“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而“爱智”这类词倒适合于人。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占有智慧的命运，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人去热爱和追求智慧，尽管我们终其一生亦无法企及智慧这个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但热爱和追求智慧乃是人之为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应该也能够以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显然，希腊人所说的“智慧”与我们所理解的“知识”是有区别的。智慧是某种无限的、自由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知识则通常以有限的、具体的事物为对象。知识亦即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是我们生存的工具和手段，它们的价值在于对我们的“有用性”，而对于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则没有别的目的，或者说其自身就是目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在一切学科之中，哲学是惟一自由的学问。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指出，哲学起源于“惊异”(thaumazein)，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哲学起源于“问题”。不可否认，不仅哲学，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知识都因问题而生，如果不是因为对某种事物或现象感到好奇以至于自愧无知，我们就不会去追求知识。不过一般的科学知识都是针对具体、有限而且是确定的对象的，因而通过某种具体、有限、确定的方法总能找到至少是相对确定的答案，由此就形成了我们的知识，而科学史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获得知识亦即科学的主要目的。如果一门科学给予我们的主要是问题而不是知识，它一定违背了科学的本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哲学就不同了。我们追求智慧的目的不在于认识有限、具体的事物，而恰恰在于超越这些事物乃至我们自身的有限性，因而哲学问题往往是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有时甚至是超验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往往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的界限，所以通常是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没有终极答案的。当然，为哲学寻求某种科学的方法曾经是哲学家们的理想，只不过这一理想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罢了。一般说来，科学的问题大都有比较确定的有时是惟一的答案，虽然知识的进步同样是无止境的，因而科学问题亦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答案，不过从理论上说，如果人类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我们通过知识的积累总是在逐渐地一步步趋近“真理”。与此不同，尽管哲学一样有进步和发展，但它的运动不是以知识积累的方式所进行的“直线运动”，而是类似于指向同一个“圆心”并不断地变换“基点”的“圆周运动”。因此严格说来，哲学的问题不是“问题”而是“难题”，因为我们对之不可能有一个答案而只能采取各种各样
《西方哲学问题研究》：作为问题史的西方哲学史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层面来研究和阐释西方哲学，不过“西方哲学问题研究”这门研究生课程却不是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方面来研究和阐释西方哲学，我们设计这门课程的指导思想乃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西方哲学史归根到底乃是“问题史”，因而“问题”并不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一个角度，而是西方哲学活的“灵魂”和源泉，亦构成了它的最基本的整体特征。换言之，惟有将哲学史看作是“问题史”，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把握西方哲学的神韵和精髓。
毋庸讳言，哲学这门学科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人类的所有知识中，哲学的地位是十分独特的：一方面哲学的历史像其他科学一样古老而悠久，甚至更为古老而悠久，它堪称一切科学知识的源头，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被人们尊为科学的女王和最高的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它却始终无法像其他科学那样表现出某种普遍必然的或者至少是相对普遍必然的科学性。人们发现，在哲学的所有方面几乎都存在着争论，各种理论、学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它们之间很难形成基本的共识，以至于人们时常要怀疑哲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甚或是否是一门知识。哲学这种尴尬的处境迫使哲学家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站出来，为哲学作为科学的合法地位和意义进行辩护，然而他们的辩护往往看似合理，实际上却难以消除人们心中的疑问。结果我们发现，哲学至多在“理论”上应该是科学的，而“事实”上却从来不具备一门科学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科学性。这一现象表明，如果我们仍然将哲学看作是一门“学问”，那么就必须对它的意义和地位作重新的理解。据此而论，我们以为哲学的意义不是或不主要是体现在“知识”上，而是或主要是体现在“问题”中，换言之，哲学的历史并非知识积累的历史，而是问题的历史。
哲学的这一处境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到它的本源处去反思它的意义，或许在哲学这一概念的原初含义中我们可以找到原因。
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源出希腊语philosophia，本义为“爱”(phileo)“智慧”(sophia)。尽管人们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曾经把它看作是一种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拥有的科学知识并且是最高的科学，但是就其本义而论，它表明最早的哲学家们并没有这样“狂妄自大”，他们毋宁说是十分谦虚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人生是有限的，而智慧则是无限的。正如柏拉图在《菲德罗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所说的那样，“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于神，而“爱智”这类词倒适合于人。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占有智慧的命运，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人去热爱和追求智慧，尽管我们终其一生亦无法企及智慧这个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但热爱和追求智慧乃是人之为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应该也能够以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显然，希腊人所说的“智慧”与我们所理解的“知识”是有区别的。智慧是某种无限的、自由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知识则通常以有限的、具体的事物为对象。知识亦即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是我们生存的工具和手段，它们的价值在于对我们的“有用性”，而对于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则没有别的目的，或者说其自身就是目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在一切学科之中，哲学是惟一自由的学问。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指出，哲学起源于“惊异”(thaumazein)，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哲学起源于“问题”。不可否认，不仅哲学，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知识都因问题而生，如果不是因为对某种事物或现象感到好奇以至于自愧无知，我们就不会去追求知识。不过一般的科学知识都是针对具体、有限而且是确定的对象的，因而通过某种具体、有限、确定的方法总能找到至少是相对确定的答案，由此就形成了我们的知识，而科学史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获得知识亦即科学的主要目的。如果一门科学给予我们的主要是问题而不是知识，它一定违背了科学的本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哲学就不同了。我们追求智慧的目的不在于认识有限、具体的事物，而恰恰在于超越这些事物乃至我们自身的有限性，因而哲学问题往往是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有时甚至是超验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往往超越了我们的经验的界限，所以通常是不可能通过一般科学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没有终极答案的。当然，为哲学寻求某种科学的方法曾经是哲学家们的理想，只不过这一理想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罢了。一般说来，科学的问题大都有比较确定的有时是惟一的答案，虽然知识的进步同样是无止境的，因而科学问题亦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答案，不过从理论上说，如果人类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我们通过知识的积累总是在逐渐地一步步趋近“真理”。与此不同，尽管哲学一样有进步和发展，但它的运动不是以知识积累的方式所进行的“直线运动”，而是类似于指向同一个“圆心”并不断地变换“基点”的“圆周运动”。因此严格说来，哲学的问题不是“问题”而是“难题”，因为我们对之不可能有一个答案而只能采取各种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