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南天台灣研究叢書12》PDF电子书下载
《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南天台灣研究叢書12》内容简介
徐亞湘 / 南天 / 20000412 / NT$ 360 -
自 序 寫這本書純係偶然。 兩年前，在與好友揚坤的一次交談中得知，1931年的《台灣新民報》中有一 則關於當時來台演出的上海京班，巡演至彰化時營運發生困難，最後落得典當戲 服、沿街乞討的慘狀報導。面對這樣一條訊息，平時的處理方式可能只是把它記 在筆記本中做為往後研究的備用材料而已，但是，難以解釋地，它卻與心裡某個 角落開始碰觸，並牽動了那相距遙遠卻又似曾相識的歷史感懷，久久揮之不去。 之後，常遙想著，當時這個來自文化母國的戲班，為何在異鄉淪落潦倒至此？ 這個他們眼中的「外埠」──台灣，既陌生又遙遠，但是，相對的也充滿了 機會與可能性。他們懷抱著夢想踏上這片土地的時候，心中想的可是如何唱出名 氣，進而名利雙收、載譽歸鄉，回去後一邊啜飲著台灣戲迷餽贈的烏龍茶，一邊 神氣地向鄉親、同行訴說著在台灣種種的得意與驕傲。這些自我期許，對這群專 跑外埠的演員們而言，應該不是奢望才對。但是，為何事與願違至此？這些應該 在舞台上發光發熱、享受掌聲的演員們，此刻卻蹲坐在一個陌生城市的街角向路 人伸手乞討……。 這是何等的難堪！流落異鄉，無以為繼。那不僅是肉體與精神的折磨，尊嚴 與自我的否定，更是一種進退失據── 既想離開傷心地又「無顏見江東父老」的 心理困頓與煎熬。由此而起濃濃的鄉愁，越想化解，卻越被眼前的處境所緊緊束 縛，而成為一種難以面對的可怖循環。 後來呢？就像孩子等待著精彩故事的後續發展一樣，我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這個戲班後來到底怎麼了？這些演員是都回到了上海呢？還是留在台灣落戶生根 ？這些好似熟悉卻又模糊的演員身影及許許多多莫名的疑問，時時盤據心頭而驅 使我欲一探究竟，於是，依恃著這則報導的「偶然」，從此就開始邁步踏進了我 的「日本時代」。 無心插柳柳成蔭，也是一種偶然吧！本來只想單純地從《台灣日日新報》與 《台南新報》中找找看是否有那個戲班的後續報導，讓我的偏執得到解救。想不 到，一則則日治時期來台演出中國戲班的報導接續地出現在我眼前，份量遠遠超 過了呂訴上在《台灣電影戲劇史•台灣平劇史》中的相關記載。一種「發現」的 喜悅，讓人興奮，也讓人產生動力與熱情，彷彿歷史正在向我招手呼喚，而我， 似乎也已經做好了擁抱的心理準備。 一頭栽進，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個勞心勞力的過程。接連幾個月，幾乎是日日 以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的台灣資料室為家，幾十年的報紙和微捲看下來，眼花了 ，頭昏了，身心雖然疲憊，但那兒也總有一些新朋友與老朋友相互地問候打氣， 加上每天都有新的資料與線索出現，這也才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而不至於中 途敗退下來。 終於，由模糊到清晰，從片段到具體，我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日治時期 的台灣戲劇史，乃是依循著廟會野台演出與劇場商業演出兩條路徑平行發展，而當時 至少有十二個劇種、超過六十個中國戲班的渡台演出，他們正是後者的主要構成 部分，台灣之有商業劇場的發展與特有審美習慣的形成，他們功不可沒，今日的 本土戲劇面貌，也多有當時他們深刻的內化痕跡。 這段影響台灣戲劇發展甚鉅的歷史，確實存在，而且距今不遠，可惜，我們 對它並沒有給予必要的關注，以致瞭解認識是如此的有限，追溯軌跡是如此的辛 苦。還其原來面目，本來就不可能完整，但盡可能的描摹輪廓以塑形，我倒願意 努力一試，而且現在也有了初步的成果。 日治時期來台演出的中國戲班，在目前台灣戲劇史研究的架構中仍是一頁空 白，此書的完成，使得我們要窺探當時的戲劇風華已不再困難，讓追憶也成為可 能。面對歷史，或許已經少了那麼一點遺憾了吧！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有兩張照片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一張是大陸著名的戲 曲導演李紫貴先生所提供的，這是他的堂兄小三麻子（李吉來）一行在1935年於 台北第一劇場中接受聘主陳清波款待的合影。滿桌的菜餚、壽司、清酒，熱情的 台灣戲迷，身著長袍的小三麻子應該意外，遠在海外的台灣也有這麼多他的知音 吧！唱老爺戲太難，沒有衷氣的不敢唱，沒有武功的不能唱，格局不大的唱不好 ，不到年齡的唱不來。才三十三歲的他，卻已深得「活關公」老三麻子（王鴻壽 ）的真傳而將關公莊嚴威武的形象細膩地詮釋於台人面前。關公的忠義一直為台 人崇敬，也是民間重要的信仰之一，小三麻子在台灣的成功，也就在於他所創造 關公藝術形象的中介，超越了語言和地域的限制而深深地感動此地的觀眾吧！ 另外一張照片是歌仔戲著名的反派老生呂福祿先生所提供的，一張昭和年間 ，在台演出已近二十年的上海鴻福班中演員們的子女合影。這些在台灣出生的「 支那」小孩，雖然身穿長袍或旗袍，但是已經講著滿口的台灣話和本地小孩打成 一片了。他們對於彼岸的家鄉印象，只能透過父母親的口中建立，而在此地的衝 州撞府卻是實在的生活全部。家鄉，對他們而言，是如此的遙遠模糊，又是那麼 的真實貼近。最後，到底還是歷史
自 序 寫這本書純係偶然。 兩年前，在與好友揚坤的一次交談中得知，1931年的《台灣新民報》中有一 則關於當時來台演出的上海京班，巡演至彰化時營運發生困難，最後落得典當戲 服、沿街乞討的慘狀報導。面對這樣一條訊息，平時的處理方式可能只是把它記 在筆記本中做為往後研究的備用材料而已，但是，難以解釋地，它卻與心裡某個 角落開始碰觸，並牽動了那相距遙遠卻又似曾相識的歷史感懷，久久揮之不去。 之後，常遙想著，當時這個來自文化母國的戲班，為何在異鄉淪落潦倒至此？ 這個他們眼中的「外埠」──台灣，既陌生又遙遠，但是，相對的也充滿了 機會與可能性。他們懷抱著夢想踏上這片土地的時候，心中想的可是如何唱出名 氣，進而名利雙收、載譽歸鄉，回去後一邊啜飲著台灣戲迷餽贈的烏龍茶，一邊 神氣地向鄉親、同行訴說著在台灣種種的得意與驕傲。這些自我期許，對這群專 跑外埠的演員們而言，應該不是奢望才對。但是，為何事與願違至此？這些應該 在舞台上發光發熱、享受掌聲的演員們，此刻卻蹲坐在一個陌生城市的街角向路 人伸手乞討……。 這是何等的難堪！流落異鄉，無以為繼。那不僅是肉體與精神的折磨，尊嚴 與自我的否定，更是一種進退失據── 既想離開傷心地又「無顏見江東父老」的 心理困頓與煎熬。由此而起濃濃的鄉愁，越想化解，卻越被眼前的處境所緊緊束 縛，而成為一種難以面對的可怖循環。 後來呢？就像孩子等待著精彩故事的後續發展一樣，我也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這個戲班後來到底怎麼了？這些演員是都回到了上海呢？還是留在台灣落戶生根 ？這些好似熟悉卻又模糊的演員身影及許許多多莫名的疑問，時時盤據心頭而驅 使我欲一探究竟，於是，依恃著這則報導的「偶然」，從此就開始邁步踏進了我 的「日本時代」。 無心插柳柳成蔭，也是一種偶然吧！本來只想單純地從《台灣日日新報》與 《台南新報》中找找看是否有那個戲班的後續報導，讓我的偏執得到解救。想不 到，一則則日治時期來台演出中國戲班的報導接續地出現在我眼前，份量遠遠超 過了呂訴上在《台灣電影戲劇史•台灣平劇史》中的相關記載。一種「發現」的 喜悅，讓人興奮，也讓人產生動力與熱情，彷彿歷史正在向我招手呼喚，而我， 似乎也已經做好了擁抱的心理準備。 一頭栽進，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個勞心勞力的過程。接連幾個月，幾乎是日日 以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的台灣資料室為家，幾十年的報紙和微捲看下來，眼花了 ，頭昏了，身心雖然疲憊，但那兒也總有一些新朋友與老朋友相互地問候打氣， 加上每天都有新的資料與線索出現，這也才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而不至於中 途敗退下來。 終於，由模糊到清晰，從片段到具體，我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日治時期 的台灣戲劇史，乃是依循著廟會野台演出與劇場商業演出兩條路徑平行發展，而當時 至少有十二個劇種、超過六十個中國戲班的渡台演出，他們正是後者的主要構成 部分，台灣之有商業劇場的發展與特有審美習慣的形成，他們功不可沒，今日的 本土戲劇面貌，也多有當時他們深刻的內化痕跡。 這段影響台灣戲劇發展甚鉅的歷史，確實存在，而且距今不遠，可惜，我們 對它並沒有給予必要的關注，以致瞭解認識是如此的有限，追溯軌跡是如此的辛 苦。還其原來面目，本來就不可能完整，但盡可能的描摹輪廓以塑形，我倒願意 努力一試，而且現在也有了初步的成果。 日治時期來台演出的中國戲班，在目前台灣戲劇史研究的架構中仍是一頁空 白，此書的完成，使得我們要窺探當時的戲劇風華已不再困難，讓追憶也成為可 能。面對歷史，或許已經少了那麼一點遺憾了吧！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有兩張照片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一張是大陸著名的戲 曲導演李紫貴先生所提供的，這是他的堂兄小三麻子（李吉來）一行在1935年於 台北第一劇場中接受聘主陳清波款待的合影。滿桌的菜餚、壽司、清酒，熱情的 台灣戲迷，身著長袍的小三麻子應該意外，遠在海外的台灣也有這麼多他的知音 吧！唱老爺戲太難，沒有衷氣的不敢唱，沒有武功的不能唱，格局不大的唱不好 ，不到年齡的唱不來。才三十三歲的他，卻已深得「活關公」老三麻子（王鴻壽 ）的真傳而將關公莊嚴威武的形象細膩地詮釋於台人面前。關公的忠義一直為台 人崇敬，也是民間重要的信仰之一，小三麻子在台灣的成功，也就在於他所創造 關公藝術形象的中介，超越了語言和地域的限制而深深地感動此地的觀眾吧！ 另外一張照片是歌仔戲著名的反派老生呂福祿先生所提供的，一張昭和年間 ，在台演出已近二十年的上海鴻福班中演員們的子女合影。這些在台灣出生的「 支那」小孩，雖然身穿長袍或旗袍，但是已經講著滿口的台灣話和本地小孩打成 一片了。他們對於彼岸的家鄉印象，只能透過父母親的口中建立，而在此地的衝 州撞府卻是實在的生活全部。家鄉，對他們而言，是如此的遙遠模糊，又是那麼 的真實貼近。最後，到底還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