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PDF电子书下载
《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實踐》内容简介
邵佳德 / 法鼓文化 / 2017-4 / 新臺幣580元 -
民國佛教發展的一條主線是佛教的改革運動，這條線索串聯起了國家、寺僧、信眾，成為觀察和理解佛教如何回應時代劇變的關鍵。學術界對近代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中亦對佛教改革有所關注，但至少存在兩方面的不足：首先，關注的對象過於狹窄，局限在少數推行改革的“高僧”或居士的生平、思想上，故常將改革的藍圖當做了改革的實效，導致對民國佛教的特徵概括有所偏差；其次，未能從地方的視角出發，無法具體分析佛教在地方社區的各群體中扮演的複雜角色，因此對改革遭受抵制乃至失敗的原因分析不清。
本書以民國時期（1912﹣1949）政治和佛教重鎮南京市的佛教寺廟、組織和信徒為中心，討論在政府和僧團自上而下的雙重改革計劃中，地方佛教如何進行回應。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利用社會史、地方史的方法，通過解讀政府公文、檔案、佛教報刊、方誌寺誌、調查報告、時人文集等新、舊史料，結合量化的數據統計和質性的案例分析來呈現民國時首都南京的佛教狀況。
本書的結論認為：相對於國家和僧團的初衷，佛教改革在南京的推行困境重重、收效甚微。其原因不可簡單歸為“保守”僧人的阻撓，“國家”內部的信仰和利益分歧使得政府主導的改革計劃大多被消解，而改革派僧人囿於現實條件而態度搖擺或方式不當也使得僧團主導的改革藍圖空有其名。地方的僧人、居士、信眾往往根據自身和當地的實際情況，在與各方勢力的斡旋中長期維持著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佛教信仰、儀式和組織，比如佛教的禪、凈實踐、僧人的經懺傳統、寺院的法會香會等。最後在南京這樣的江浙中心城市，佛教所延續的傳統多過革新的成績。
通過考察南京的佛教改革進程，我們可以進一步修正甚或挑戰學界對近代佛教史的既有認知。第一，佛教在近代“宗教”/“迷信”的定義和分類中被作為合法的宗教，僧人的改革計劃亦有不少與政府的計劃重合，故佛教常被認作順應國家管制的代表。實則僧信的靈活抵制和佛教組織承擔的慈善、教育等公共角色經常違背國家意圖，這使得佛教也常成為讓政府世俗化計劃擱淺的“暗礁”。第二，在看似最具備改革條件的南京，佛教革新舉步維艱，民國時大多佛教徒反而熱衷於追求彼岸之解脫、重視儀式和神秘力量，這不同於學者通常總結的近代佛教的理性化、去傳統化、去神話化、心理化等現代特徵，兩種特點至少是並存的。第三，佛教改革的不徹底甚或失敗，並不意味其積重難返，反而表明在不同特徵的混融與競爭中各方的宗教需求都能得到滿足，這顯示了佛教社群的整體繁榮。故在評價佛教的地位時不必預設一種唯一“正確的”形態去判別其“衰落”或“復興”，而可採取更為開放、包容的宗教學立場。
本書的創新之處包括：1、在研究方法上積極納入宗教社會史的路徑，關注普通寺僧，並利用計量統計，全方位展示近代佛教發展的歷史背景和事實樣態；2、在研究資料上採用地方誌書、佛教報刊、調查檔案等新史料，對既有研究結論提出新看法；3、在研究結論上指出：晚清民國江南城市佛教的寺僧規模及信仰實踐的活躍度保持了相當的延續性，所謂近代佛教衰落和復興的研究範式應得到反思；佛教改革運動在理論設計和地方實踐層面的落差有複雜原因，單方面依靠僧人敘事得出的佛教史結論需要修正；近代佛教發展的圖譜應加以拓寬，方能全面瞭解佛教發展的不同面向，以及下層僧人和民眾實踐對於精英思想的反向影響。4、通過對南京的個案研究以及旁涉其他城市佛教發展之狀況，為後續區域佛教研究奠定基礎，由此期望重新拼繪出不同于傳統宏大敘事的佛教史論述，開拓近代佛教研究乃至整個佛教史研究的新路徑。
民國佛教發展的一條主線是佛教的改革運動，這條線索串聯起了國家、寺僧、信眾，成為觀察和理解佛教如何回應時代劇變的關鍵。學術界對近代中國佛教史的研究中亦對佛教改革有所關注，但至少存在兩方面的不足：首先，關注的對象過於狹窄，局限在少數推行改革的“高僧”或居士的生平、思想上，故常將改革的藍圖當做了改革的實效，導致對民國佛教的特徵概括有所偏差；其次，未能從地方的視角出發，無法具體分析佛教在地方社區的各群體中扮演的複雜角色，因此對改革遭受抵制乃至失敗的原因分析不清。
本書以民國時期（1912﹣1949）政治和佛教重鎮南京市的佛教寺廟、組織和信徒為中心，討論在政府和僧團自上而下的雙重改革計劃中，地方佛教如何進行回應。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利用社會史、地方史的方法，通過解讀政府公文、檔案、佛教報刊、方誌寺誌、調查報告、時人文集等新、舊史料，結合量化的數據統計和質性的案例分析來呈現民國時首都南京的佛教狀況。
本書的結論認為：相對於國家和僧團的初衷，佛教改革在南京的推行困境重重、收效甚微。其原因不可簡單歸為“保守”僧人的阻撓，“國家”內部的信仰和利益分歧使得政府主導的改革計劃大多被消解，而改革派僧人囿於現實條件而態度搖擺或方式不當也使得僧團主導的改革藍圖空有其名。地方的僧人、居士、信眾往往根據自身和當地的實際情況，在與各方勢力的斡旋中長期維持著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佛教信仰、儀式和組織，比如佛教的禪、凈實踐、僧人的經懺傳統、寺院的法會香會等。最後在南京這樣的江浙中心城市，佛教所延續的傳統多過革新的成績。
通過考察南京的佛教改革進程，我們可以進一步修正甚或挑戰學界對近代佛教史的既有認知。第一，佛教在近代“宗教”/“迷信”的定義和分類中被作為合法的宗教，僧人的改革計劃亦有不少與政府的計劃重合，故佛教常被認作順應國家管制的代表。實則僧信的靈活抵制和佛教組織承擔的慈善、教育等公共角色經常違背國家意圖，這使得佛教也常成為讓政府世俗化計劃擱淺的“暗礁”。第二，在看似最具備改革條件的南京，佛教革新舉步維艱，民國時大多佛教徒反而熱衷於追求彼岸之解脫、重視儀式和神秘力量，這不同於學者通常總結的近代佛教的理性化、去傳統化、去神話化、心理化等現代特徵，兩種特點至少是並存的。第三，佛教改革的不徹底甚或失敗，並不意味其積重難返，反而表明在不同特徵的混融與競爭中各方的宗教需求都能得到滿足，這顯示了佛教社群的整體繁榮。故在評價佛教的地位時不必預設一種唯一“正確的”形態去判別其“衰落”或“復興”，而可採取更為開放、包容的宗教學立場。
本書的創新之處包括：1、在研究方法上積極納入宗教社會史的路徑，關注普通寺僧，並利用計量統計，全方位展示近代佛教發展的歷史背景和事實樣態；2、在研究資料上採用地方誌書、佛教報刊、調查檔案等新史料，對既有研究結論提出新看法；3、在研究結論上指出：晚清民國江南城市佛教的寺僧規模及信仰實踐的活躍度保持了相當的延續性，所謂近代佛教衰落和復興的研究範式應得到反思；佛教改革運動在理論設計和地方實踐層面的落差有複雜原因，單方面依靠僧人敘事得出的佛教史結論需要修正；近代佛教發展的圖譜應加以拓寬，方能全面瞭解佛教發展的不同面向，以及下層僧人和民眾實踐對於精英思想的反向影響。4、通過對南京的個案研究以及旁涉其他城市佛教發展之狀況，為後續區域佛教研究奠定基礎，由此期望重新拼繪出不同于傳統宏大敘事的佛教史論述，開拓近代佛教研究乃至整個佛教史研究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