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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家园》内容简介
王小波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6-5-20 / 32 -
王小波的每篇杂文皆是他与社会思潮直接对话的结果，概括起来，大体涉及五个范畴：
一、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知识分子话语凸显的权威欲和泛道德化倾向，王小波申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环境与责任的看法——知识分子的职责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而非成为辅助权力统治、营造精神牢笼、专事道德判断的“哲人王”。“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能否创造、创造什么，则主要取决于知识分子“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这样的人”。只要压抑自由的反智环境存在着，则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身，多数人当然会变得“滑头”。但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王小波如此表述才智之士对人类精神事业的生死相许，同时也含蓄表达了他的个人信念。
二、针对国学热、文化相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王小波立足于个人自由、平等和创造的立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弊病——“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该是多方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期望孔孟哲学拯救全世界，纯粹是民族虚荣心使然。他援引古今大量的荒诞事实和荒谬思路，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这也可解释为何中国无法产生科学：“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你不敢。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在这种框架之下，不可能有科学。”面对甚嚣尘上的国学热，他果敢做出诛心之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这些知识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现在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此语衡之今日，依然令人心惊。
三、针对九十年代国内外盛行的“‘文革’是一场实现激进民主、抵抗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伟大实验”这一“新马”派论断，王小波用黑色幽默的笔法，直接诉诸自己创伤荒谬的“文革”经验，将这一浩劫对个人价值、自由、智慧和道德的戕害，举重若轻地勾勒出来。需要注意的是，王小波的反思并非对“文革”作一时一事的具体评价，而是对浩劫背后反智主义文化逻辑的彻底清算，并时刻警惕它在今天的复活。同时，有些篇章还探讨了这样的问题：无论社会环境如何荒谬残酷，个人都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绝非把责任推卸给“那个时代”所能了事；个人也时刻拥有选择沉默和保持人性的机会，只要他能抵御“话语权”的诱惑，站在“沉默的大多数”一边。《沉默的大多数》、《积极的结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肚子里的战争》、《弗洛伊德和受虐狂》等是此一论题的代表之作。
四、有关文学、艺术、科学和人文的一般性观念探讨，在王小波杂文随笔中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有感于中国纯文学的幽闭、世故和说教，王小波尖锐批评其“无智、无性、无趣”，坦陈自己的文学观与之相反——智慧、性爱和有趣，是他写作的价值前提，“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这是因为，“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他自陈他的小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作黑色幽默”。有感于社会学研究（让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他和李银河共同参与的同性恋研究）过程中的阻力与禁忌，他申说人文研究的诚实原则：“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以青蛙的视力来打比方……它能够看到眼前飞过的一只蚊虫，却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于是在公路上常能看见扁平如煎饼的物体，它们曾经是青蛙。它们之所以会被车轮轧到如此之扁，都是因为视觉上的缺陷。”“假如不了解这些事，恐怕有一天我们会被轧得如此之扁。”
五、在漫谈大众文化和中西日常生活时，揭示隐含其中的传统/官方价值观的压抑性，张扬个人尊严、自由与创造力，也是王小波杂文的重要方面。这些文章为报刊专栏而写，皆短小精悍，举重若轻，直捣问题的核心。例如，他从对Internet“不良信息”的控制，步步后退地推导假设，最后引申出一个冷峻的道德难题：在看似“与己无关”的他人权利屡遭压缩之时，你是否可以无愧地赞成这种压缩？“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
王小波的每篇杂文皆是他与社会思潮直接对话的结果，概括起来，大体涉及五个范畴：
一、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知识分子话语凸显的权威欲和泛道德化倾向，王小波申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环境与责任的看法——知识分子的职责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而非成为辅助权力统治、营造精神牢笼、专事道德判断的“哲人王”。“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能否创造、创造什么，则主要取决于知识分子“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这样的人”。只要压抑自由的反智环境存在着，则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身，多数人当然会变得“滑头”。但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王小波如此表述才智之士对人类精神事业的生死相许，同时也含蓄表达了他的个人信念。
二、针对国学热、文化相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王小波立足于个人自由、平等和创造的立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弊病——“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该是多方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期望孔孟哲学拯救全世界，纯粹是民族虚荣心使然。他援引古今大量的荒诞事实和荒谬思路，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这也可解释为何中国无法产生科学：“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你不敢。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在这种框架之下，不可能有科学。”面对甚嚣尘上的国学热，他果敢做出诛心之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这些知识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现在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此语衡之今日，依然令人心惊。
三、针对九十年代国内外盛行的“‘文革’是一场实现激进民主、抵抗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伟大实验”这一“新马”派论断，王小波用黑色幽默的笔法，直接诉诸自己创伤荒谬的“文革”经验，将这一浩劫对个人价值、自由、智慧和道德的戕害，举重若轻地勾勒出来。需要注意的是，王小波的反思并非对“文革”作一时一事的具体评价，而是对浩劫背后反智主义文化逻辑的彻底清算，并时刻警惕它在今天的复活。同时，有些篇章还探讨了这样的问题：无论社会环境如何荒谬残酷，个人都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绝非把责任推卸给“那个时代”所能了事；个人也时刻拥有选择沉默和保持人性的机会，只要他能抵御“话语权”的诱惑，站在“沉默的大多数”一边。《沉默的大多数》、《积极的结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肚子里的战争》、《弗洛伊德和受虐狂》等是此一论题的代表之作。
四、有关文学、艺术、科学和人文的一般性观念探讨，在王小波杂文随笔中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有感于中国纯文学的幽闭、世故和说教，王小波尖锐批评其“无智、无性、无趣”，坦陈自己的文学观与之相反——智慧、性爱和有趣，是他写作的价值前提，“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这是因为，“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他自陈他的小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作黑色幽默”。有感于社会学研究（让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他和李银河共同参与的同性恋研究）过程中的阻力与禁忌，他申说人文研究的诚实原则：“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以青蛙的视力来打比方……它能够看到眼前飞过的一只蚊虫，却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于是在公路上常能看见扁平如煎饼的物体，它们曾经是青蛙。它们之所以会被车轮轧到如此之扁，都是因为视觉上的缺陷。”“假如不了解这些事，恐怕有一天我们会被轧得如此之扁。”
五、在漫谈大众文化和中西日常生活时，揭示隐含其中的传统/官方价值观的压抑性，张扬个人尊严、自由与创造力，也是王小波杂文的重要方面。这些文章为报刊专栏而写，皆短小精悍，举重若轻，直捣问题的核心。例如，他从对Internet“不良信息”的控制，步步后退地推导假设，最后引申出一个冷峻的道德难题：在看似“与己无关”的他人权利屡遭压缩之时，你是否可以无愧地赞成这种压缩？“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