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想史指南》PDF电子书下载
《科学思想史指南》内容简介
吴国盛 / 四川教育出版社 / 1994 / 7.98元 -
《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
本“编者前言”，以“走向科学思想史研究”为题先行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
一
如何发展我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长期是自然辩证法界青年同仁热烈谈论的主题。我曾在“自然辩证法辨”[1]一文中提出了一些看法，我认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四大学科应逐步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中突出出来，进而成为我们事业的主体学科，这应是自然辩证法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问题不在于发展所谓自然辩证法学科，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门学科，而在于建设尚不存在或尚不完善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诸学科。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自然辩证法界实际上已形成了两个群体，一个是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哲学群体，另一个是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社会学群体，两个群体间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分工：哲学群体大体关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问题，而社会学群体则大体关注科学社会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问题。作为哲学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愿意为建设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三个学科略尽绵薄之力。
学术事业是在积累中获得进步的。现在看来，那种一味热衷于发现新规律、创造新概念、追赶新思潮，热衷于批判、革命、突破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它实际上使学术事业长期处于绯徊和停滞不前状态。但是学术的渐进积累并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无先入之见、无边无际的积累，恰恰相反，任何积累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不变的背景框架即范式中进行的，范式的出现标志着学科的建立和学科建设的开始。
应当承认，甚至在我们自然辩证法界的哲学群体中也相当程度上缺乏学术规范，比如，我们甚至可能就本领域的某一篇文章是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达成不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再如，各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们连共同的名著选读课也没有，学术背景相当不一。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科研上范式的缺如，导致学术交流往往因缺乏共同背景和共同语言而流于空泛，无法深入的讨论问题。
学术规范不是凭空创造的，它有它的历史继承性。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三大学科在西方都有或长或短的发展历史，它们学派林立、传统渊源流长。为尽早进入范式，我们必须学习。这就是我们不揣冒昧，着手翻译和编写系列《指南》的基本动因。
二
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三个学科中，科学思想史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历史所展现出来的无比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一切哲学思考的源泉和动力，多大程度上深入历史，哲学就有多大程度的深刻性。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的研究首先应从科学思想史中找到根据，脱离了科学史的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必定是僵化和浅薄的。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历史。在自然哲学领域中，普遍认为只有建立范畴体系才算是唯一真正的理论建树，人们相信通过纯粹的概念演绎就可以获得对自然的深刻把握和理解，但事实上我们看到，除了以曲折的方式传达了一些科普知识外，许多范畴体系很少比概念游戏更多真知卓见。逻辑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和传达思想，但它本身并不能提供新知。真正独到的自然哲学思想不一定以范畴体系的方式表达，而一个形式上完善的范畴体系很可能是完全空洞无物的。
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希望一旦找到科学方法、找到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家就会事半功倍。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科学哲学的研究揭示出，根本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和永恒正确的科学推理程序，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对方法的崇拜既反映了逻辑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也反映了在科学研究中的急功近利：把方法论当作点金术，以为有了新方法就有了新科学、新历史和新哲学。把科学研究看作方法与材料的结合，就如同把语言看成语法与单词的结合一样，必定忽略了许多有机成分，这些有机成分是历史的、非逻辑的，但却是更本质的。
近十多年来，我们大规模介绍引进了科学哲学在西方特别是当代的研究进展，打开了一扇改革开放的学术窗口，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我国自己独到有影响的科学哲学思想体系始终没有出现。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与我们不注重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有关，不熟悉科学思想的历史，就无法洞悉科学的本质，就提不出自己有说服力的案例分析，当然就谈不上构造独到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动力学理论。
与科学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相比，对科学思想史的忽视极为惊人，比如，已翻译出版了不少科学哲学名著，而科学思想史名著极少被介绍，科学思想史学派的领袖人物亚里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在我国甚至鲜为人知；再比如，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实际上来自他对《哥白尼革命》的研究，而后一本书还不为中国学者所熟悉。
问题还不只是自然哲学界和科学哲学界对科学思想史的无知，在科学史界，“科学思想史”（inte
《科学思想史指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
本“编者前言”，以“走向科学思想史研究”为题先行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
一
如何发展我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长期是自然辩证法界青年同仁热烈谈论的主题。我曾在“自然辩证法辨”[1]一文中提出了一些看法，我认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四大学科应逐步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中突出出来，进而成为我们事业的主体学科，这应是自然辩证法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问题不在于发展所谓自然辩证法学科，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门学科，而在于建设尚不存在或尚不完善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诸学科。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自然辩证法界实际上已形成了两个群体，一个是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哲学群体，另一个是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社会学群体，两个群体间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分工：哲学群体大体关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问题，而社会学群体则大体关注科学社会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问题。作为哲学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愿意为建设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三个学科略尽绵薄之力。
学术事业是在积累中获得进步的。现在看来，那种一味热衷于发现新规律、创造新概念、追赶新思潮，热衷于批判、革命、突破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它实际上使学术事业长期处于绯徊和停滞不前状态。但是学术的渐进积累并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无先入之见、无边无际的积累，恰恰相反，任何积累都是在一个相对稳定不变的背景框架即范式中进行的，范式的出现标志着学科的建立和学科建设的开始。
应当承认，甚至在我们自然辩证法界的哲学群体中也相当程度上缺乏学术规范，比如，我们甚至可能就本领域的某一篇文章是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达成不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再如，各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们连共同的名著选读课也没有，学术背景相当不一。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科研上范式的缺如，导致学术交流往往因缺乏共同背景和共同语言而流于空泛，无法深入的讨论问题。
学术规范不是凭空创造的，它有它的历史继承性。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三大学科在西方都有或长或短的发展历史，它们学派林立、传统渊源流长。为尽早进入范式，我们必须学习。这就是我们不揣冒昧，着手翻译和编写系列《指南》的基本动因。
二
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三个学科中，科学思想史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历史所展现出来的无比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一切哲学思考的源泉和动力，多大程度上深入历史，哲学就有多大程度的深刻性。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的研究首先应从科学思想史中找到根据，脱离了科学史的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必定是僵化和浅薄的。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历史。在自然哲学领域中，普遍认为只有建立范畴体系才算是唯一真正的理论建树，人们相信通过纯粹的概念演绎就可以获得对自然的深刻把握和理解，但事实上我们看到，除了以曲折的方式传达了一些科普知识外，许多范畴体系很少比概念游戏更多真知卓见。逻辑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和传达思想，但它本身并不能提供新知。真正独到的自然哲学思想不一定以范畴体系的方式表达，而一个形式上完善的范畴体系很可能是完全空洞无物的。
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希望一旦找到科学方法、找到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家就会事半功倍。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科学哲学的研究揭示出，根本不存在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和永恒正确的科学推理程序，任何方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对方法的崇拜既反映了逻辑主义科学哲学的影响，也反映了在科学研究中的急功近利：把方法论当作点金术，以为有了新方法就有了新科学、新历史和新哲学。把科学研究看作方法与材料的结合，就如同把语言看成语法与单词的结合一样，必定忽略了许多有机成分，这些有机成分是历史的、非逻辑的，但却是更本质的。
近十多年来，我们大规模介绍引进了科学哲学在西方特别是当代的研究进展，打开了一扇改革开放的学术窗口，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我国自己独到有影响的科学哲学思想体系始终没有出现。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与我们不注重科学思想史的研究有关，不熟悉科学思想的历史，就无法洞悉科学的本质，就提不出自己有说服力的案例分析，当然就谈不上构造独到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动力学理论。
与科学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相比，对科学思想史的忽视极为惊人，比如，已翻译出版了不少科学哲学名著，而科学思想史名著极少被介绍，科学思想史学派的领袖人物亚里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在我国甚至鲜为人知；再比如，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实际上来自他对《哥白尼革命》的研究，而后一本书还不为中国学者所熟悉。
问题还不只是自然哲学界和科学哲学界对科学思想史的无知，在科学史界，“科学思想史”（inte